經過40年改革開放，我國成功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強調要“牢牢把握改革開放的前進方向”。對加快完善我國經濟體制來說，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發揮好公有制為主體與市場經濟兩個優勢。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必須堅持基本經濟制度

　　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從世界范圍看，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都是以私有制為基礎，一些原社會主義國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也大多同步轉向了私有化，而中國堅持走自己的路，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基礎上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我們黨帶領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和實踐成果。

　　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在公有制基礎上不可能搞市場經濟。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指出：“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當時國內有人質疑，說馬克思講過“私有權是流通的前提”，以公有制為主體如何產生商品交換？研讀《資本論》我們會發現，馬克思講的作為流通前提的“私有權”其實不是指生產資料私有權，而是產品私有權。馬克思解釋得很清楚：“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從人類經濟發展史看，商品交換最初并不是產生于私有制，而是產生于原始社會末期的公有制。

　　進一步的問題是，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商品交換要以產品私有為前提，可生產資料公有而產品怎樣才能私有呢？經過40年改革探索，中國得出的答案是實現生產資料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1978年我們推行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是把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分來，將土地經營權承包給農民，農民只要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由此可見，農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其實質就是賦予農民產品所有權。

　　國有企業改革，主體思路也是實現生產資料國家所有權與企業經營權的分離。1983年啟動利改稅和承包經營責任制，目的是推動政府放權讓利，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和產品所有權。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國有企業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一直到今天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這些舉措也都是為了完善公司治理結構，進一步落實企業的產品所有權。今天我們可以自信地說，中國國有企業已擁有產品所有權，成為了獨立的市場主體。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要搞現代化建設，要保證人民團結、社會安定，必須依靠黨的領導。黨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主要是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既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同時又要矯正和彌補市場缺陷，而其中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后一個時期，我們搞的是計劃經濟。改革開放后，我們黨開始對政府和市場關系進行探索。黨的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伴隨農村改革的初步成功，黨的十三大指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黨的十五大到十七大，中央又強調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在過去20年里，由于較好地處理市場和政府關系，所以我們成功地應對了兩次金融危機。1997年7月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后，導致2000萬國企職工下崗失業，面對這一嚴峻局面，黨中央審時度勢，適時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適當貨幣政策，1998年我國保持了7..8%的經濟增長。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黨中央沉著應對，推出了一系列擴需舉措，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了8..7%。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保持穩中有進的態勢，一個關鍵原因是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政府對經濟實行了有效的宏觀調控。

　　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必須堅持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針對平均主義“大鍋飯”現象指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顯然，鄧小平當年之所以提出讓一部人先富起來，目的是為了讓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圍繞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我們黨不斷調整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要求在收入分配上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充分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1997年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更加重視公平。十八大報告指出，“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提出了“兩個同步”“兩個提高”，即“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上，明確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促進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并且強調政府要履行好“再分配調節職能，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由于黨中央高度重視，近10年我國城鄉、區域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分配格局明顯改善。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逐步提高。2009年為58..1%，2015年上升到61..6%。另一方面是城鄉和區域居民收入差距也持續縮小。若以農村居民收入為1，則2017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71，比2007年下降0..43，比2012年下降0..17。若以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為1，則2017年東部與西部居民收入比為1..66，比2012年縮小了0..06。

　　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經驗表明，共同富裕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我們知道，市場經濟分配機制是按要素分配，而按要素分配通常會拉大收入差距，并最終導致貧富分化。鄧小平曾提醒我們說：“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我們就真的走上邪路了。”因此，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方向，必須踐行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共享發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