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政治學科的根本標志是擁有自主性政治學理論。建設政治學理論的資源來自古今中外，但只有在學科意義上，這些資源才能派得上用場，這些資源才有意義。在對標尺度上，對政治學理論創新有直接貢獻的學科分別是思想史研究、歷史社會學和比較政治研究，西方政治學理論仰仗于這些學科的發達。在中國，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路徑是“思想史中的思想”而非“歷史中的思想”，思想史研究還較難取得重大突破；作為檢驗理論真偽和發現新理論的歷史社會學研究，還沒有形成作者群；比較政治學一定程度上偏離了航向。因此，建設中國的一流政治學仍任重道遠。

　　在歷史社會學缺位和比較政治學存在方向性問題的前提下，熱衷于量化模型的學者需要首先明白為了什么而證明

　　中國政治學歷來不乏作為政治學理論來源之一的思想史的研究者，但研究路徑有待開拓，更有待提升，否則，即使對待一些簡單的思想性命題，比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類的命題，也很難辨識，這是因為中國沒有歷史社會學的研究。作為辨識理論真相、乃至作為理論重要來源的歷史社會學研究，在中國政治學界少有學者觸及，這就使得很多似是而非的理論和虛幻的觀念得以大行其道。

　　而且，作為理論發源地的現實政治研究，剛剛開始的具有學科意識的比較政治學研究中，很多學者運用的還是外生性概念，而沒有好的有深度的關于國別的比較政治研究案例，根本不去涉及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與政治文化，習慣于把基于美國本國政治研究的理論（比如自由主義民主）當作普適性理論去強化，隨波逐流地研究所謂民主轉型、民主鞏固，把制度變遷中的多種曲折一概視為民主轉型。結果中國剛剛開始的比較政治研究，幾乎變成了民主轉型學研究，運用的都是轉型范式——盡管這一范式已經被美國主流思想界宣布終結了。然而，在中國政治研究和國際政治研究中，尚有不少學者在學習借鑒過程中不忘本來，論證基于自己的歷史文化和現實實踐所產生的理論，取得了外國同行必須給予尊重的不俗的研究成果。

　　除了歷史社會學的空白狀態和比較政治研究的方向性問題，還有兩個現象特別值得關注。一是關于中國政治研究，很多人把中國政治研究變成了行政管理研究，不惜人力物力用在各類“微治理”的研究上，形成了政治學的公共管理學化。但中國政治的公共管理化研究能貢獻政治理論嗎？至少西方政治學的經驗并不會證明這一疑問。二是關于研究方法，西方政治學中的行為主義到理性選擇主義，都是為了論證既定的命題，即自由主義民主；在中國，在歷史社會學缺位和比較政治學存在方向性問題的前提下，或者說在沒有共識性理論命題的前提下，熱衷于量化模型的學者需要首先明白為了什么而證明。

　　在國際比較意義上，中國社會科學遠比中國自然科學更落后。雖然在當下的中美貿易沖突中，比如美國對中興公司的懲罰，顯示了中國技術與西方技術的差距，但這種差距是可以在并不是特別長的時間內追趕的。把中國以政治學為基礎的社會科學與美國社會科學做一比較，就會發現其差距遠遠大于中國科學技術落后美國科技的程度。對此，中國政治學界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因為我們沒有歷史社會學，而比較政治學一開始就幾乎誤入歧途。

　　中國政治學需要進一步提供適應中國現實需要的理論方案和實踐方案

　　中國政治學理論面臨如此貧困狀態，為什么還會有“中國模式”呢？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實踐智慧”。即幾千年積累下的政治文明支撐整個制度體系的血脈，這再次證明，在治國理政意義上，實踐智慧比來自書本上的“技術知識”更重要。文明基因中的實踐智慧，恰恰應該是歷史社會學研究著力之處。二是制度自主性。即中國政治制度具有強大的自主性，以至于不會被各種外生性理論輕易地迷惑和改變。論述這個制度的話語體系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雖然主要是馬克思主義學院系統和官方系統的話語，但中國政治學似乎更熱衷于新辭藻新概念，不過我們也要看到，是官方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比如“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統一戰線”“政治協商”“政治團結”等，而不是什么“競爭性選舉”“黨爭民主”等，才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理論。當然，這種理論要更有活力、更有空間，必須汲取作為社會科學的政治學的學術研究成果，從而提升其理論論述能力和表達能力。中國政治學需要進一步提供適應中國現實需要的理論方案和實踐方案，主動地、自覺地回歸中國歷史，研讀領導人的著作和政治智慧，以此來研究中國政治制度體系的合理性、合法性。

　　總而言之，我們在學科資源意義上需要找到建設一流政治學學科的根本問題和出路。作為知識增長點的歷史社會學和比較政治研究在我國政治學研究中還處于空白狀態，這種學科現狀決定了思想史研究的盛行和外生性理論的流行；因為歷史社會學和比較政治學的空白，不但使中國政治學失去了生產新知的能力，甚至喪失了判斷理論好壞、真假的能力。中國廣大政治學人應確立起學術責任感、使命感，自覺去研究歷史社會學、比較政治學和世界政治。學術史告訴我們，學科路徑錯了，研究方向偏了，再多的努力、再好看的研究工具，最后的收獲都難遂人愿。

　　（作者為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