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內容決定形式，內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礎，有什么樣的內容就有什么樣的形式，內容發生變化，形式也要發生變化。“政治”是內容，“講”是形式。講政治首先要關注“什么是政治”，而不能僅僅關注“怎么講”。只有回答好了“什么是政治”這個內容問題，才有可能回答好“怎么講”這個形式問題。當然，形式也是必不可少的，好的形式有利于內容的發展，要將形式與內容相結合。毛澤東就說，“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意識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不管用什么形式和載體，目的在于把政治這個內容講好，講出政治的高度，從而提高政治站位。

　　其次，底線與高度的關系。質是一個事物區別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屬性，質是標明事物底線的屬性，事物如果突破了自己固有的質的規定性，就突破了底線，就不是原來的物了。“講”政治要關注“講什么”，而要關注“講什么”就要回答“不講什么”，“不講什么”體現的是底線，是質的要求，突破了就會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所以，講政治首先就要遵守底線，不講出格的話，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那么是不是做到這些就表明是講好政治了呢？應該說，做到這些只是合格水平，是底線要求，還遠遠不夠，還沒有體現出高度。“不講什么”體現了底線，“講什么”體現的是要求，怎樣把要求講好體現的是高度，而只有實現了講的目的才可以說講好了政治、講出了高度。

　　再次，手段和目的的關系。手段是實現目的的方法、路徑，手段為目的服務，目的規范、指引手段。講政治的目的不是為了講而講，講的目的在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在于促進事業的發展。不能只管“講”，不管講的效果。不能口頭講、行動不講，不能口號震天響，行動輕飄飄。馬克思就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造世界”，陷入馬克思所批判的“滿口講的都是所謂的‘震撼世界的’詞句，卻是最大的保守派”。講政治，關鍵要在落實上下功夫。從過程看，任何具有政治意義的大事，都必須通過具體工作來實現，沒有脫離業務的政治，也沒有脫離政治的業務，每位黨員都需要在自己的崗位上謀劃如何講好政治。從結果看，講政治最終要體現在政治效果上，要看是否加強了黨的領導、實現了黨的意志、鞏固了黨的根基。不管用什么手段，目的都在于“講”好政治。那么用何種手段講政治才能更好地講好政治呢？這就涉及感性和理性的關系問題了。

　　最后，感性和理性的關系。從講政治的形式和載體來說，可以用優美的藝術講，可以用鮮活的案例講，可以用生動的故事講，等等，不一而足。藝術、案例、故事都是感性的，對于人們講政治的啟迪作用不言而喻。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相對于感性形式來說，理性的力量更為持久。政治是對問題的反映，從理論上把問題說清楚了、說透徹了，也就把政治說清楚了，馬克思就說，“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馬克思超越空想社會主義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抓住了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并用唯物史觀代替道德控訴去批判資本主義，將資本主義批判從感性控訴推進到了理性分析，形成了徹底的理論，說服了人、掌握了群眾。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我們黨十分重視用理論講政治，井岡山時期我們對黨員的教育首先是進行土地革命的教育，目的在于讓黨員搞清楚為什么打仗，為誰打仗的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就能凝聚共識、鼓舞士氣，至于怎么打仗，比如怎么打槍、怎么拼刺刀那都是技術問題，是第二步的問題。解決好了思想認識問題（為什么的問題），技術手段問題（怎么辦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而解決思想認識問題主要靠理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政治上的堅定、黨性上的堅定都離不開理論上的堅定”。

　　由此可見，回答好了講政治的內容、高度、目的和形式這幾個問題也就搞清楚了講政治講什么、不講什么、怎么講、為什么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