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治理”一詞具有分工盡職、選賢任能、使國家萬事安定有序的含義。如《荀子·君道》云：“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然后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諸葛武侯文集》云：“圣人之治理也，安其居，樂其業，至老不相攻伐。”《隋書》云：“拯茲涂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于治理。”等等。

　　近代以來，隨著白話文的普及，治理進入了日常口語。比如，當我們說治理污染時，就是指妥善解決污染方面的問題。在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歷史上，從上世紀50年代“治理淮河”，到80年代“治理整頓”經濟秩序，都是在這個意義上談治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生動的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也激活了思想前進的動力，“治理”一詞獲得新的時代內涵。上世紀90年代，我國學術界興起了關于治理的理論和話語創新。學者們對具有傳統文化底蘊的“治理”一詞進行新的詮釋，以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制度建設實踐，治理由此成為學術話語體系中的熱詞。

　　隨著改革開放逐步深化，我們黨對于治理的認識越來越深入。改革開放之初，在深刻總結國內外正反兩方面經驗基礎上，我們黨提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應該充分發揮法制的作用來治理國家”，明確將制度、法律和治理聯系起來。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治理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思考和探索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問題，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重大命題。從完善和發展國家制度的角度把握國家治理，并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治理理論的一個重大創新，使我們黨對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演進方向和規律的把握達到了新的高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梳理概括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發展成就和顯著優勢，對新中國成立70年來關于國家治理的理論與實踐作出全面總結，表明我們黨對治理的認識更加成熟。

　　我們黨聚焦治國理政實踐，強調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國家治理能力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我國國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動都依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展開，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及其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一言以蔽之，我們談的治理，其要義是讓制度發揮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作用，使治理成為制度科學構建與有效運行的過程。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全面回答在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上應該“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這個重大政治問題，既闡明了必須牢牢堅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則，又部署了推進制度建設的重大任務和舉措，必將對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國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使“中國之治”展現出更加長久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