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編輯：李士環
作者：張飛《光明日報》（ 2022年02月22日11版）
2021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同時強調“實施好擴大內需戰略，增強發展內生動力”。進入新發展階段，加快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不僅能夠釋放巨大內需潛力，而且將為經濟穩定增長帶來新的動力�！笆奈濉睍r期，我國仍將處在城鎮化較快發展階段，人口城鎮化蘊藏著巨大的消費增長潛力，城鎮化進程與消費結構升級相互融合的特點突出。把握好人口城鎮化發展趨勢，促進消費結構升級，對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消費結構升級與人口城鎮化進程同步
消費結構升級與人口城鎮化是正相關的。消費結構升級是人口城鎮化推動的結果。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大眾消費時代，大都伴隨著人口大規模向城鎮集聚的過程。尤其是進入中高收入階段，人口城鎮化促進消費升級的作用更為明顯。從我國實際看，城市居民在物質型消費基本飽和后，逐步成為引領教育、醫療、養老、文化、信息、旅游等服務型消費需求增長的主力軍。服務型消費快速增長與新一輪科技革命相融合，催生了服務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快速發展。
城鎮化伴隨著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的升級。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城鎮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據統計，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63.89%，與1990年的26.41%相比，提升了近37.5個百分點；2020年末城鎮常住人口增加到90220萬人，是1990年的近3倍，年均增長3.7%。伴隨城鎮化進程加快，居民消費結構由物質消費為主向服務消費為主升級的趨勢日益明顯。2013年至2019年，我國居民服務型消費年人均支出規模由5245.9元增長到9886元，年均增長11.1%；居民服務型消費支出占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由39.7%提升至45.9%，年均提升約1個百分點。2020年，受疫情影響，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回落至42.6%。隨著疫情防控常態化，2021年上半年，居民服務型消費占比回升至43.8%。
以制度集成創新加快推進人口城鎮化
2020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45.4%，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相差18.49個百分點。從改革實踐看，人口城鎮化涉及戶籍、公共服務、就業等多方面制度安排，需要通過制度集成創新來加以推進，重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進一步完善居住證制度�！笆濉睍r期，我國全面實行居住證制度，義務教育、醫療衛生、技能培訓、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加快覆蓋城鎮常住人口�！笆奈濉睍r期，需要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城鄉統一的居住證制度，繼續完善以居住證為載體的城鎮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機制，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縮小城鄉公共服務消費差距。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建立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機制，強化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縣鄉村統籌，逐步實現標準統一、制度并軌”。這就需要以縮小城鄉公共服務消費差距為目標，制定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消費標準，在縣級層面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并軌，推動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社會事業向農村覆蓋，健全全民覆蓋、普惠共享、城鄉一體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
加快實現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實現農民工群體的市民化，不僅可以有效提升城鎮化的發展品質，而且是推動消費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為此，一是促進住房租賃市場發展，將符合條件的外來務工人員納入各級政府公共租賃住房保障范圍。對招用農民工比較多的企業，地方政府可以出臺政策鼓勵支持企業在依法取得的土地上建設農民工宿舍。二是鼓勵農民工流入地針對農民工群體開展專業化培訓，加快推進農民工在經濟、文化、生活等領域融入當地社會，努力實現農民工“上崗有培訓、勞動有合同、子女有教育、生活有改善、政治有參與、維權有渠道、生活有尊嚴”，促進農民工及其家屬實現“個人融入企業、子女融入學校、家庭融入社區、群體融入社會”。
在推進城鎮化的進程中培育中等收入群體
從國際經驗看，城鎮化伴隨著就業人口由低附加值的農業轉向高附加值的工業和服務業的過程，尤其是在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會出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快速增加。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進程都曾伴隨著中等收入群體規�？焖贁U大的過程。從我國的城鎮化進程看，人口城鎮化與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擴大也是同步的。2010年至2020年，伴隨著人口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去除價格因素后，實際增長100.8%，中等收入群體規模達到4億人左右。迅速增長的中等收入群體趨向于購買中高端產品，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經歷過的大眾消費時代，都受益于中等收入群體的崛起。我國已跨過以生活必需品為主的消費時代，迎來了大眾消費時代，在相當大程度上得益于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不斷擴大。研究顯示，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比每提升1個百分點，將增加1.1萬億元的消費支出。“十四五”期間，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占比有望年均提升2個百分點左右，到2025年達到5.6億人左右的規模。根據測算，隨著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快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消費占全社會消費總額的比重將由目前的46%左右提升至70%以上，成為拉動消費的“主力軍”。
實現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明顯擴大，需要進一步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一是要加快落實農民的財產權，在嚴格農村土地用途管制和規劃限制的前提下，使部分農民通過財產性收入步入中等收入群體。二是進一步完善教育制度，通過改善教育結構、提升教育水平，使具有創新意識、專業技能的勞動者有條件、有能力成為中高收入群體。三是加快稅收制度改革，逐步改變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擴大以財產稅為重點的直接稅征收范圍和征收力度，切實降低工薪階層的稅負。
加快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一是優化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確保勞動者報酬與勞動生產率增長同步，明顯提高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明顯提升一線勞動者報酬水平，加快健全工資決定、合理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進一步完善最低工資標準，不斷拓寬居民財產性收入增收渠道。二是完善收入再分配機制。進一步加大財政轉移支付規模，不斷提高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的精準性，借鑒“精準扶貧”的經驗，充分利用消費數據、收入數據等優化財政轉移支付的內部結構；有效發揮稅收政策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探索開征遺產稅和贈予稅，加強對個人所得稅征收的監管。三是加快完善以慈善事業為重點的第三次分配機制，充分發揮政府的政策引導和社會環境建設作用，綜合運用放寬慈善事業門檻、慈善捐贈免稅等多種手段營造包括企業、社會組織在內廣泛參與慈善事業的制度環境。
（作者：張飛，系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