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躍進《光明日報》（ 2022年04月15日02版）

　　【光明論壇】

　　國家安全是國家發展的最重要基石、人民福祉的最根本保障。今年4月15日，是我國第七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我們要從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的時代背景，以及總體國家安全的基本特征、發展演進、豐富內容等方面進一步學習總體國家安全觀，把總體國家安全觀學深悟透，并貫徹落實到各項國家安全工作中。

　　首先，要正確把握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時代背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既有國家安全研究的長期理論準備，也有時代背景下的歷史必然性。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既是我國發展與安全關系發生重要變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國家安全從政治軍事等傳統領域擴展到科技文化等非傳統領域的現實反映。

　　國家事務千頭萬緒，歸結起來就是兩件，即安全和發展。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內憂外患不斷，生死存亡的安全問題緊迫嚴峻，因而無論是在清朝末年、民國時期，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客觀情況一直是安全重于發展，政府決策時通常也優先從安全的角度加以考量。毛澤東同志關于要準備打仗的思想，就是一種“安全優先于發展”的國家大戰略。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關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的理論，是“發展優先于安全”的國家大戰略，是對冷戰結束、國際關系緩和、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這一客觀實際的反映，也是統籌安全與發展關系的一種時代選擇。

　　當前，隨著國際關系和國際安全形勢的深刻變化，安全與發展的客觀關系也發生了變化，從而要求在國家大戰略即安全與發展關系上作出新的調整。正是這樣一種迫切的時代需要，使中央開始重新思考和調整安全與發展的關系，開始逐漸實行一種安全與發展并重的國家大戰略。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國家安全系列法律的實施、國家安全學學科的誕生，反映的正是安全與發展同樣突出的新形勢，體現的是把安全與發展置于同等重要地位的新戰略。

　　其次，要準確認識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總體性”。在數千年人類文明史上，政治安全特別是政權安全在國家安全中一直處于最突出的地位。同時，專制統治權的獲得與維護都倚重軍事武裝力量，伴隨大規模戰爭或武力較量，從而使軍事問題格外受到重視，也使得原本作為爭奪政治權力之強力手段的軍事力量轉化為一種安全主體，國家安全也由此無形中被簡化為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從古到今的各種傳統國家安全觀，只把政治、軍事、領土、主權等方面的安全看作國家安全，有意無意地把文化、科技、生態、信息等方面的安全排除在國家安全之外。

　　與此不同，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既重視傳統安全也重視非傳統安全”，強調“國家安全涵蓋領域十分廣泛”，從而把國家的各方面安全問題，包括交通、消防、危險化學品等領域的安全問題，都統合到了國家安全之中，使國家安全成為一個與國家發展相對應的大安全概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堅持系統思維，構建大安全格局”，明確和深化了總體國家安全觀內含的系統思維以及大安全概念、大安全格局。這種系統思維下的“國家安全”，是構成國家安全所有要素的安全，指向的是國家所有國民、所有領域、所有方面、所有層級的安全。由此，國家安全概念徹底擺脫了以往統治階級和傳統安全觀的扭曲和偏見，回歸其總體性的本來面貌，成為一個真正的科學概念。

　　再次，要深刻理解總體國家安全觀的人民性。2014年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時，習近平總書記就將“人民安全”置于包括政治安全在內的所有國家安全要素的首位，強調國家安全工作要“以人民安全為宗旨”，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容非常豐富，但只有“以人民安全為宗旨”的國家安全核心價值觀，才是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第一要義，是研究總體國家安全觀時需要首先把握的重要內容和特征。

　　在國家誕生后數千年的人類文明史上，統治者把國家安全神圣化，神圣為上層的安全、廟堂的安全、統治者自己的安全，而且只有作為“肉食者”的上層才有國家安全的話語權。與此不同，在“以人民安全為宗旨”的總體國家安全理論體系中，神圣的國家安全得以世俗化、平民化、人民化，使高高在上的國家安全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回歸為每一個普通公民的生活安全，并使每一個公民都有不可剝奪的國家安全話語權。

　　這種以人民安全、人民利益、人民安居樂業為最高價值取向的“人民安全觀”，是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和中國共產黨群眾路線在國家安全領域的鮮明呈現，是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在國家安全領域的深入貫徹，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理念的具體落實，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根本性制度在國家安全領域的生動體現。

　　（作者：劉躍進，系國際關系學院國家安全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