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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林東

　　泱泱中華，歷史悠久，文明博大。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高屋建瓴地概括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排在首位的是“突出的連續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這一重要論斷為我們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把古代中國、現代中國、未來中國貫通起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體現在多個方面

　　古老的中華文明與古代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印度文明并稱為歷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但埃及、兩河、印度三個地方的古代文明后來因種種原因由盛而衰、最終消亡，唯有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脈相承、從未中斷，一直延續到今天。相比較而言，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堪稱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觀，為世界文明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關于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可以從不同方面深化認識，其中以下幾點至為重要。

　　第一，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自夏、商、周以下至清朝，政治實體銜接有序，均未因外力打擊而中斷，后一個朝代都自稱是前一個朝代的繼承者，都強調前朝何以失天下、本朝何以得天下，這實際上都是在強調本朝和前朝的聯系。這種種聯系的疊加，成為一個一脈相承的政治譜系。即使在十六國時期、南北朝時期以及五代十國時期，許多割據政權仍多是沿用此前出現的朝代名稱，可見一脈相承的連續性意識根深蒂固。清朝后期，是中國古代史與中國近現代史的連接點。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啟了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歷史新紀元。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史雖歷盡艱辛磨難，但政治發展脈絡清晰可循，文明傳統歷久彌新，具有突出的連續性。

　　第二，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中華文化傳統從未中斷。春秋戰國時期，古代中國涌現出老子、孔子、莊子、孟子、墨子、孫子、韓非子等聞名于世的偉大思想巨匠，他們提出的思想主張、價值觀念塑造了中華文化傳統，對于后世的政治理念、人生哲學、社會倫理等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這些偉大思想巨匠的部分學說，在戰國時的《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中已見端倪，繼之則見于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司馬遷《史記》中的諸子列傳，劉向、劉歆父子《別錄》《七略》和班固《漢書·藝文志》，其下又見于《七錄》《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永樂大典》《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等文獻目錄學著作和大型文獻匯編之中，可謂代代相傳。同時，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像石渠閣會議、白虎觀會議等學術活動的影響力，像《五經正義》《十三經注疏》等學術論著的權威地位，再加上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的倡導，這些因素都推動中華文化傳統在中華大地傳承不絕、流傳至今。

　　第三，發達的中國史學是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的有力明證，凸顯出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從未中斷。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中國史官制度源于商朝，周朝與各諸侯國已有“國史”撰述。孔子據魯國國史作編年體史書《春秋》，產生了極大影響。《春秋》之后的編年史，有荀悅《漢紀》、袁宏《后漢紀》、司馬光《資治通鑒》、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畢沅《續資治通鑒》等。司馬遷志在“繼《春秋》”而著《史記》，以“紀傳體”記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帝約三千年史事，是為中國史學上第一部通史。東漢班固斷代為史，將西漢歷史著成《漢書》，開紀傳體斷代史之先河。此后，從《后漢書》到《清史稿》，歷朝歷代都有正史撰述，甚至有的朝代不止一部，這些斷代史連同《史記》《漢書》，合稱“二十六史”。除了以人物為中心的綜合體史書，還有《通鑒紀事本末》系列的紀事本末體史書和《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典章制度史系列。這些體裁的史書貫通古今，全方位地展現了中華文明發展連續性的特點，堪稱世界史學的瑰寶。這些史書作為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記錄，代代傳承、世世研習，使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從未中斷。

　　第四，作為中華文明賴以流傳的工具，文字語言從未中斷。從文字方面來看，盡管現代漢字與甲骨文、金文相比變化很大，但由甲骨文到金文，由金文到小篆，由小篆到隸書，由隸書到楷書，由繁體楷書到簡體楷書的發展過程十分清楚、完整。而且，不管字形發生了多大變化，字的構造總是以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為共同原則。這些原則如同一座聯系古今漢字的橋梁，今人通過它們可以辨識古代文字。在語言方面，古今差異的確不小，但差異主要表現在語音、詞匯及專門術語上，語法結構并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更重要的是，語言方面所有的變化都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發生的，后人可以沿著歷代前人的解讀拾級而上來讀懂早先的古籍。從未中斷的文字語言，是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的重要標志。

　　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蘊含著豐富的中國智慧

　　為何中華文明五千多年來一脈相承、從未中斷，一直延續到今天？這涉及許多方面的原因。古往今來，中國人民為維護中華文明的連續發展進行了艱辛努力，其中蘊含的中國智慧對于人類文明發展有著重要借鑒意義。比如，中國古代政治人物關于創與守、得與失、安與危、興與亡等關系的討論，大多蘊含著辯證的思想，反映出對于國家治理的謹慎態度，雖然其根本目的在于維護自身統治，但其中包含著一些不可違背的歷史法則。對這些歷史法則的遵循，是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古代的許多政治人物都十分重視總結歷史經驗并提出一些理念，形成獨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學，這種政治文化和政治哲學反過來又推動政治發展和文明發展，這對于中華文明的連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西周統治者從商朝衰亡中汲取經驗教訓，強調“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把“天命”擱在一邊，倡導以“德”治國，這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是較早的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借鑒。漢高祖要求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唐太宗君臣經常以短祚的秦、隋兩朝為例，討論歷史借鑒問題。中國古代政治人物注重總結和借鑒歷史經驗，這對于維護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具有重要意義。

　　與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緊密聯系的，是一些政治人物對國家治理所面臨的艱難常懷深深的憂慮，所以都十分重視“創業”難還是“守成”難的問題。唐太宗與大臣們討論過這一問題。類似的問題明太祖也強調過，他對群臣說：“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正是這種憂患意識，讓許多朝代在開國之初都能勵精圖治，推動中華文明發展。其景象正如唐代史學家杜佑所說：“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中國歷史上，文景之治、開皇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的出現，為中華文明連續發展并不斷邁上新的臺階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國古代史學家對于中國歷史的思考，往往表現出很強的歷史縱深感，其所體現的歷史見識對于政治人物具有重要影響，從而也深刻影響了中華文明的發展。這從唐代杜佑的《通典》和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二書，看得尤為清楚。《通典》200卷，旨在闡述“往昔是非，可為來今龜鏡”。全書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法、州郡、邊防九門，并以食貨（經濟）為首，反映了國家職能部門建制，強調國家對土地、戶口進行管理的重要性。《資治通鑒》294卷，“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入史，足見司馬光深刻的歷史見識和良苦用心。宋神宗稱贊此書“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貞觀政要》一書因具體地反映唐太宗君臣論政的諸多觀念、方略，在遼夏金元時期得到政治人物的高度重視，被詔命翻譯成各種民族文字而廣為流傳。可見，清人龔自珍所說的“欲知大道，必先為史”“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等語，對于中華文明發展而言確有深意，并非夸張之虛言。

　　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出史學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堅定文化自信、擔當使命、奮發有為，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是維護和彰顯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的內在要求。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我國史學家們所撰著的史學著作成為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的有力明證，所彰顯的歷史見識對中華文明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新時代新征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要自覺弘揚我國悠久的史學傳統，為賡續中華文脈、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出史學貢獻。

　　堅持“兩個結合”，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的關鍵就在于‘兩個結合’。”堅持“兩個結合”，要求歷史研究工作者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對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寶庫進行全面挖掘，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優秀因子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要將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和豐富智慧更好提煉出來，有效地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

　　堅定文化自信，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我們要建設文化強國，要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要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必須立足中華民族偉大歷史實踐和當代實踐，用中國道理總結好中國經驗，把中國經驗提升為中國理論。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要堅定文化自信、堅持守正創新，進一步總結中華文明關于治國理政的理念、經驗、智慧，使之具有現實的啟示意義，并能在與世界各國的交流互鑒中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民族復興提供精神力量。從“述往事，思來者”到“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體現的都是史學經世致用的功能和傳統。史學之所以能夠經世致用，是因為歷史與現實是緊密聯系的。新時代新征程，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強大精神力量的支撐。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使之成為激勵人民群眾創造美好生活、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力量。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