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財政工作，《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多篇著作對此作出深刻論述。比如，《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指出：“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服務實體經濟，防范金融風險》指出：“從治本的角度看，要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建立合理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完善地方稅體系”；等等。這些重要論述，為我們推動財政工作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當前，我們正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引，將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這項系統工程落實、落細，首先應圍繞具有前置意義的基礎性、方向性問題進行系統思考、作出系統謀劃。

　　根本之道：堅持“兩個結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扎根中國大地，以中國財政運行規律為研究對象，是一門關于中國財政運行規律的科學，既有各國財政知識體系的一般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國情的中國特色。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涉及多方面內容。其中，最基本、最重要、最關鍵的一條，就在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分別構成了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的“魂脈”和“根脈”。一方面，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才能在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中，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充分考慮我國發展面臨的新的歷史特點，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才能全面科學反映中國財政理論和實踐的發展進程，才能把中國財政經驗提升為中國財政理論。另一方面，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著眼于“我國有獨特的歷史、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國情”，從中華文明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去尋找源頭活水，把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財政思想精華貫通起來，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才能以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解決實踐中的問題，才能從中國大地上“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論，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實踐”，才能筑牢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的深層文化根基。新發展理念闡明了我們黨關于發展的政治立場、價值導向、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等重大問題。將新發展理念貫穿于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各方面和諸環節，是新時代堅持以“兩個結合”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的根本要求。

　　基本來源：對中國財政成功實踐的總結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推出具有獨創性的研究成果，就要從我國實際出發，堅持實踐的觀點、歷史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實踐中認識真理、檢驗真理、發展真理。”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研究的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的中國財政，是奔著解決中國財政的問題去的，對于中國財政實踐的總結是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的基本來源。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之所以能夠創造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是因為我們走對了路、做對了事情。其中，就包括在財政領域做對了事情。這些做對了的事情，是難以從國外財政學教科書中找到的，也不可能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而只能從中國的財政實踐中來。

　　這意味著，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不是“平地起高樓”，當代中國財政的成功實踐為其奠定了堅實基礎。在加強對中國特色財政理論和實踐研究的基礎上，著力于在財政領域“把中國實踐總結好”“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讓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的建構與中國式現代化事業在實踐層面關注的實際問題相契合，實現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是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必須體現的顯著特征。

　　這也意味著，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立足中國財政實際，解決中國財政問題。只有更加密切貼近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將中國財政的事情講清楚、說明白，才能找到服務“國之大者”的學術生長點。

　　因此，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關鍵是要把中國財政實踐中的好經驗好做法提升至規律層面加以認識。這本身就是理論創新，是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的中國特色所在，也是中國對世界財政知識體系的理論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講，不斷總結中國財政成功實踐經驗，“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是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的著力點和著重點。

　　立論基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基因完全相同的農作物在不同土壤中生長，會具有不同的特點。同理，在不同的體制背景下，財政運行格局必然存在差異。當前，以中國財政運行規律為研究對象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當然要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最主要、最重要的立論基礎。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在《準確把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活動的經濟基礎，財政不僅涉及更好滿足社會公共需要，而且涉及有效彌補市場失靈，是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的一個重要變量。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應植根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圍繞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核心問題展開。

　　具體而言，無論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還是彌補市場失靈，都應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前提出發，根據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界定概念、劃定邊界。財政收支活動，也要根據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確立量限、布局結構。只有這樣，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才能真正富有中國特色，才能真正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邏輯主線：滿足社會公共需要

　　既往的財政知識體系，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基本上是圍繞國家分配這一邏輯主線展開，從而將財政定義為以國家為主體的分配或國家集中性的分配。站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這一新的歷史方位來看這一邏輯主線，就會發現有兩點不足。

　　首先，以國家產生作為財政產生的前提，將財政等同于國家財政，甚至作出從古至今的財政就是國家財政的判斷，不僅會將國家產生之前具有萌芽性質的財政現象排除在視野之外，導致在財政起源問題上陷于不必要的理論紛爭，而且難以從根本上對公共財政這一財政與生俱來的公共性質進行分析闡釋，也難以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意義上對國際財政這一當今世界超越國家的財政現象進行分析闡釋，更難以從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高度積極回應各國人民普遍關切。

　　其次，以分配領域劃定財政活動范圍，不僅難以說明發生在分配領域之外的財政活動、運行于經濟視域之外的財政職能，而且可能在認知上將財政涉及的分配局限于“流量”層面，比如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的分配，從而難以說明現實中延伸到“存量”層面的財政活動，比如國有資源或國有資產的配置，也難以說明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等對于財政職能邊界的拓展。

　　放眼人類社會財政歷史演變進程，特別是從國家治理的大視野分析當代中國財政活動運行全景，便會發現，財政不僅隨著社會公共需要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公共需要的存在而存在，而且隨著社會公共需要的發展而發展。相對于國家分配，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是理解財政運行規律的一個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邏輯主線。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作為人類社會財政運行的底層邏輯，不僅可以講清楚人類社會財政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且可以講清楚中國財政運行的特殊規律，進而在人類社會財政發展一般規律和中國財政運行特殊規律相貫通的基礎上，講清楚基于全球社會公共需要的國際財政運行規律。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為邏輯主線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不僅可以講清楚財政活動與其他方面活動的系統性差異，劃定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之間的邊界，而且可以講清楚存在于當代中國、當今世界的各種財政活動運行實踐、各類財政現象呈現緣由，更可以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高度，講清楚通向未來的中國財政前行脈絡和發展藍圖。

　　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應當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作為邏輯主線并將其貫穿始終。從給出財政基本定義到刻畫財政基本特征進而界定財政基本職能，從人類社會財政發展規律的揭示到新中國財政思想和財政實踐的提煉，從財政支出到財政收入，從預算管理到財政政策，從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政關系到國家間的財政關系，都可以循著滿足社會公共需要這一邏輯主線展開。

　　目標定位：由“本土化”躍升至“中國自主”

　　在我國，作為一門科學的財政學或財政學理論體系的建構，經歷了引進、模仿、學習西方財政學和蘇聯財政學的過程。不過，這一過程不是簡單地照抄照搬。實現財政學本土化——立足中國國情，堅持洋為中用，始終是我國學者的執著追求。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成為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中心任務，推動財政學或財政學理論體系由“本土化”進一步躍升至“中國自主”層面——以自主為導向，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不僅是現實的需要，而且“是成熟的標志，是實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體現”。

　　相對于本土化，“中國自主”是站在新的更高起點上所確立的更高目標，是更高水平、更廣視域、更大格局的追求。這不僅要求我們從根本上擺脫對外部財政知識體系的“學徒心態”“依附心理”，不斷發現“自主邏輯”，形成“自我主張”，在學術根底和文化傳承上自信自立，而且要求我們從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及其文明根基出發，建構中國人自己的概念譜系、知識體系、表達方式，更好更有力地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因此，堅持以“中國自主”而非“本土化”為導向，把中國自主落實于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全過程，既是根本方向，更是著力重點。

　　強調自主性，并不意味著排斥汲取國外財政學的有益成分。恰恰相反，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的自主性與開放性是一致的。中國財政運行規律的揭示和提煉，必須以清晰認識和把握人類社會財政運行一般規律為基礎和前提。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所積累的歷史經驗之一，就是堅持胸懷天下。只有始終以世界眼光關注人類前途命運，從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正確認識和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系，堅持開放、不搞封閉，才能理順本土化知識與普遍性理論之間的關系，實現從一般到特殊的躍升。

　　吸收借鑒國外財政學的有益成分，絕非復盤本土化追求，也絕非跟在別人后面依樣畫葫蘆。要站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歷史高度，堅持一切人類文明成果皆可為我所用，以海納百川的胸懷和氣魄融通各種資源、各種要素，將中國財政運行特殊規律同世界財政運行一般規律相貫通，在探索關系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上提出體現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

　　歷史方位：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開辟的是人類邁向現代化的新道路，開創的是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說到底是一種文明發展的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黨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所有成果，都可以歸結到推動文明進步方面，體現為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的建構，也要站立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歷史方位，體現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成果。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重要論斷。這表明，財政不僅是一個經濟范疇，而且是一個跨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多個領域的國家治理的范疇。這決定了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要立足國家治理全局，推動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法學、社會學等多學科融合，形成一門關于治國理政的學問。

　　一般而言，財政文明的發展進步，集中體現在財稅體制建設上。有別于傳統財稅體制，我們著力建設的現代財稅體制，對應的是現代國家治理，其本質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財稅體制。就此而言，只有深刻體會“現代”財稅體制與“現代”國家治理之間的內在聯系，才能從理論上講清楚為什么現代財稅體制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應有的財稅體制形態。只有深刻體會現代財稅體制與現代財政文明之間的內在聯系，才能從理論上講清楚為什么現代財稅體制是順應歷史規律、切合時代潮流、代表發展方向、匹配中國國情的科學財稅體制形態。也只有以此為基礎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才能站在時代前沿，把握時代脈搏，成為適應中國式現代化建設進程的最新財政理論創新成果。

　　從這個意義上講，跳出傳統視域看財政，立足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看財政，從現代國家治理的意義上探索面向未來的財政理論和制度創新，同樣是建構中國自主的財政知識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