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璁

　　在浙江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綿延39公里、覆蓋400多平方公里，如同一把“創新之鑰”。這里已累計誕生企業超14萬家。

　　打通這樣一條大走廊并不容易，怎么避免資源碎片化，讓科技創新政策打破行政壁壘、全面落地實施？《杭州城西科創大走廊條例》從地方立法層面打破行政區劃等條條框框，聚焦體制機制、科技創新、人才服務、產業發展等方面，以法治為改革創新保駕護航。

　　為一條科創廊道立一部法，不光讓發展建設有了一部“保障法”，更讓創新策源有了一部“促進法”。這充分表明，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以立法之力破發展之題、應民生之需，能為提升治理能力、促進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特征。2015年立法法修改，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全國設區的市地方立法主體從之前的49個較大的市增加到目前的289個設區的市、30個自治州和4個不設區的地級市。10年時間過去，如今各地結合地方實際創造性開展立法工作，對于解決好法治通達群眾、通達基層的“最后一公里”問題功不可沒。特別是，過去那種過度依賴“紅頭文件”開展經濟治理的模式，如今已經更多地轉變為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越來越多地方通過立法將經濟工作納入法治范疇。

　　地方立法之所以能夠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推進器”作用，關鍵就在于它通過確立和實施穩定、公開、規范的制度機制，確保各類經營主體在法治框架內活動、各類創新和交易在法治軌道上運行，以法治的穩定性、確定性增強了經營主體預期的確定性、行為的規范性。

　　法律是經驗的總結、規律的反映、社會的共識。比如，江蘇常州近年光伏產業、新能源汽車等發展亮眼，當地制定《常州市新能源產業促進條例》，從法治層面為發展新能源產業提供助力，向全社會傳遞了當地發展新能源不是“一陣風”，而是一張藍圖繪到底的清晰信號。

　　由此而言，地方立法工作能否激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取決于它是否適應當地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的要求，是否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各項事業發展的需要。

　　強調共性，也要兼顧好個性。面對我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區域發展不平衡、各地情況差異大的基本國情，立法工作既要堅持全國一盤棋，同時也要因地制宜為地方改革發展留下充足空間。《臺州市促進鄉村片區組團發展規定》為“三農”發展和鄉村全面振興護航，《惠州市西枝江水系水質保護條例》為守住綠水青山提供法治保障，《泉州市海上絲綢之路史跡保護條例》讓優秀歷史文化得到更好的保護、傳承和發展……這些具有鮮明特色的立法，因地制宜聚焦解決本地區的特有問題，為法治護航經濟社會發展寫下生動注腳。

　　不難發現，提升地方立法質效，必須堅持問題導向、需求導向，針對問題立法、立法解決問題。地方立法理應緊貼本地實際和群眾需要，發揮基層和群眾的首創精神，調動地方改革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腳踏實地、扎實細致、精益求精地做好立法工作，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就有了堅實支撐。